一、埋下隐患 

温文尔雅的刘夏出生于1990年，是一名90后。2017年8月30日，经高媛介绍，刘夏到一家移动网络公司工作，岗位为人事和文员，试用期三个月，工资3200元。试用期工资虽然不算高，但对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刘夏来说，这份工作也称得上体面，如果计划得当，吃饱穿暖也不是问题，更何况试用期满转正后工资还会有所增加，因此她带着美丽的憧憬准备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之中。

2017年9月1日，领导把刘夏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随手递给她一份合同，并对她说：“刘夏，高媛出差了，这份合同你帮着签一下，这两天把她的保险手续给办喽。”刘夏接过合同，看了看，疑惑的问道：“劳动合同，我代签合适吗？”领导似乎有很多公务要处理，连头都没抬，不容置疑地说：“出了事儿有我呢。”刘夏听领导如此说，便拿起笔在合同上写了“高媛”两个字，公司也在上面加盖了鲜红的印章。

二、职场梦断 

刘夏工作认真、勤勉，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。一想到试用期已满，马上就可以转正了，刘夏便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。

2017年12月4日，刘夏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，开始一天紧张而忙碌的工作。她刚走进办公室，对座的同事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她，“刘夏，刚才领导找你，让你过去一趟。”她神秘地问道，“是我转正的事儿吗？”“他没说，不过我觉得八九不离十。快去吧！”同事催促道。

刘夏来到领导办公室，高兴地向领导问好，然后静待领导宣布自己转正的消息。领导清了清嗓子，一脸严肃的对她说：“刘夏，公司发现你的工作能力有待提高，所以试用期要延长，工资也相应降低，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改进。”这无异于晴天霹雳，刘夏极力反对，据理力争。领导不仅未作丝毫让步，还要与刘夏解除劳动关系。无奈，刘夏当日只好办理了工作交接，带着个人物品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公司。

三、仲裁维权 

“兢兢业业换来的却是被迫离职……”回到宿舍，刘夏越想越觉得委屈，便在电话中向亲戚朋友倾诉了苦水。经过亲朋的耐心劝导，刘夏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，恢复理智的她决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2017年12月6日，刘夏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。仲裁委经过开庭审理，于2018年1月31日作出裁决，裁决公司支付刘夏各项费用10149.13元。

高媛正因被公司解聘一事苦恼，刘夏的胜诉给她带来了莫大的鼓舞，当即决定也申请劳动仲裁。2017年11月13日，公司找高媛谈话，协商解除劳动关系，公司给出30天的交接时间并给予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。月底，高媛完成全部工作交接，但公司并未兑现承诺。2018年3月15日，仲裁委作出裁决，高媛获得赔偿46324.96元，其中包括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37890.63元及鉴定费3000元。

四、反咬一口 

仲裁胜诉后，刘夏以为她和公司之间再无任何瓜葛，谁知公司的一纸诉状打破了原本的平静。

2018年6月7日，公司向路北区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刘夏赔偿其支付给高媛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37890.63元及鉴定费3000元。

公司诉称，高媛申请仲裁时，公司才得知刘夏私自伪造了公司与高媛的劳动合同。后仲裁委裁决公司向高媛支付二倍工资，公司现已履行完毕裁决确定的款项。公司认为，之所以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，皆因刘夏的行为所致，故应由其赔偿公司损失。

刘夏辩解，缴纳社会保险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并到当地社保局进行审核备案，当时恰逢高媛出差，领导便安排其代签，公司盖章确认，其不存在主观故意私自伪造合同的行为，该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，公司也因此免受未给职工缴纳社保的行政处罚，所以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五、尘埃落定 

2018年10月23日，路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判决刘夏赔偿公司经济损失12267.19元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均规定，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公司却因故迟迟不与高媛签订劳动合同，而后为给高媛缴纳社会保险，授意刘夏代之与其签订劳动合同。刘夏入职第二天便被公司安排从事如此“重任”，作为新人未能拒绝，即便如此，该合同也仅是为了给高媛办理社保手续的需要，公司与高媛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并未因此而免除。高媛与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后，仲裁委虽以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裁决公司支付高媛二倍工资37890.63元及鉴定费3000元，但该结果系由公司自身原因与刘夏的行为共同所致。考虑本案纠纷发生的原因、过程等因素，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应承担主要责任，酌定责任比例为公司负担70%，刘夏负担30%。据此，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。宣判后，双方均未提出上诉，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一切都有了结果，刘夏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谈到今后的生活和工作，她坚定地说道：“我一定以此为鉴，学会说‘不’，勇敢说‘不’，大声说‘不’，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”